王辉耀，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顾问，美洲新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共同主席。

　　在今年《财富》杂志举办的全球财富论坛上，偶遇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他侃侃而谈中国人才制度改革。面对记录时突然找不到笔的记者，王辉耀及时递来一支笔。这个细小的细节使他很容易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是个社会活动家，富有亲和力的性格，如谦和、平易、礼貌、善于交流等大概正是其职业素质的体现。

　　王辉耀在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大量活动和系列著作《我在东西方的奋斗》、《新华商之路》、《MBA通才之道》、《海归时代》、《创业中国》给他带来了“海归”代言人的称号。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王辉耀在其职业生涯中体现出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他是一个给自己定位很准的人，而且在教育、职业的选择上都具有前瞻的眼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多数中国人不知道MBA为何物时去读MBA不能不说眼光深远。可以说王辉耀很高效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他的职业生涯是很紧凑的。在海归大批量涌现的时代，王辉耀的阅历大概具有成功学上的样本意义，能够指导人怎样去定位自己的角色，寻找一个良好的起点，以及怎样把握住自己事业的转折点。

　　从文学青年到商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不是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目标，特别有主见？

　　王辉耀(以下简称“王”)：这和我的经历有点关系，我很小就独立了。三四岁就在幼儿园全托，小学一开始就住校，后来又住在别人家里，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经常吃不饱饭，偷偷去吃别人放在厨房里的剩饭。我童年不是很快乐，比较压抑。

　　记：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故事。那你当时对你的教育包括对将来的职业有过想法吗？

　　王：这方面可能还是受家里的影响。母亲的曾爷爷是岳麓书院的院长，是曾国藩的老师。母亲家里有很多书。有一两年停课，我就关在家里看书，那段时间看书养成习惯，学到很多东西。

　　记：你大学选择英美文学专业，在那时候是比较前瞻的。

　　王：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社会上开始流行学英语，后来就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文革”后再版简明汉语字典，当时我以为学英文查字典就可以会了，我就想买一本，相当于那时候十分之一的月工资。实际上我的选择不是很成熟，比较感性。

　　记：你什么时候完成从文学青年到商人的角色转换的？

　　王：我觉得我整个大学阶段是沉浸在文学青年的气氛中的，听美国教授的讲座，写英文诗歌，那时候比较自然地向往文学生涯，有心中偶像比如巴金、郭沫若、茅盾、胡适、林语堂。形成转变是大学以后考文学研究生没考上，后来考联合国搞的译训班也落选了。但从此开始觉得国际化很重要，我想出国，比如去英国，想出去见识一下英美文学的故乡。

　　记：读MBA是一个偶然的选择吗？

　　王：不是。我先到经贸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做翻译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是很欠缺。我后来给一个来部里讲学的国外商学院的教授当翻译，了解到国外商学院培养的工商管理正逐渐热门，就下了决心要学这门国内前所未有的学科。

　　洗一万个盘子对履历没有任何帮助

　　记：你在学校里是怎样安排时间的？

　　王：我提交申请的时间较早，商学院看见我的履历也感意外，他们从来没有招过中国外经贸部的官员。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学校，学校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只要是学校接收我，我就去读。我去读MBA的那个商学院还是不错的，去了以后，他们减免了我的学费。我当时就想拿更多国际经验。所以在假期开始积累工作经验，这时候就不能去餐馆打工了，打这种工就是洗了1万个盘子对你的履历也没有一点帮助。

　　记：送外卖、洗盘子这样的小时工在海外留学生里好像很平常。

　　王：这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种工来钱挺快的，找起来比较省事，早晨去餐馆说他们需要人马上就可以干到晚上，不像进企业要事先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把简历做得很好，要去追踪，要去面试，还要去买西装。这些工作太繁琐，好多人经不起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或者不愿意去折腾这事。

　　记：我觉得你很多的想法比较超前，你的目标特别明确。

　　王：我觉得可能跟起点比较高有关系，在商务部里干过一段时间，你再去一个学校他们都很尊重你的。而且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去的中国MBA，他们还是比较重视的。当时我也想过如果两三年后我要进一个跨国公司的话，北美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一边读书，一边积累工作经验，等到读完书，北美的工作经验也积累得很丰富了。

　　记：这段经历有助于你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很好的圈子。现在有很多海归会有种困惑，感觉很难融入当地的环境。

　　王：我觉得他们进不去，是因为很多人做的工作脱离主流社会。像你说的送外卖，或是聚在唐人街吃中国饭看中国报纸、中国录像，这个会带来一些障碍。还有就是假期没有利用好。我在读大学那会儿，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准备找实习工作上了，我发现有些学生实习的时候就很注意找那种能给自己履历加分的工作，这样他们毕业后去大公司或品牌公司的机会就比较多，而不是假期在小的机构或服务行业卖东西。这个表面上挣钱很容易很轻松，但几个假期下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你不能总结不能把它写上简历。毕业的时候在餐馆洗碗没法说，别人会觉得这不是正规的工作。这种工作对本科生培养一些基本的素质还是有好处，比如责任心，但是在研究生阶段，假期还是应该寻求一些高端的事。

　　抓住事业转折点

　　记：那你当时进入加拿大社会感觉到交流障碍了吗？

　　王：我和老外打交道比较自如，国外去大公司主要看实力业绩。刚开始我去了一家很大的咨询公司，他们给我助理经理的位置，一年做到经理，两年提到董事经理。干了好几个月了他们没怎么注意我，只要我看卷宗之类，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多一点的事，其实我心里是有压力的。我就给他们发了邮件，关于总体规划、战略设想，老板找我谈，问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说我可以做经理，我就写了一份经理可以做什么的职责范围给他看。老外喜欢人比较主动，而中国喜欢那种比较听话的、踏实的。我老板也是MBA出身，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年轻人比较有想法。

　　我在那儿做了两年多后觉得那儿的工作有些程序化了，每天都是固定的工作，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到亚洲来工作。当时比较巧，加拿大在香港的领事馆都是由不同部门构成的，魁北克在外交上是独立的，当时刚好要设置一个商务参赞的位置，他们的主要业务是负责亚洲和香港，内部没有人，就外部招聘。当时好几百人报名，面试弄了好几天。开始在我和另外一个在中国留过学、法语英语都很好的加拿大人之间做选择。但是那个人好像商务经验不足，不是太理想。当时我法语不是很好，但他们觉得我身上其他优势很强。

　　记：他们主要看中你哪方面的能力？

　　王：主要是两段，一段是中国工作经历，一段跨国公司的经历，特别是我在加拿大这段。我当时工作的公司就是在加拿大很有名的一个公司，我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几个级别的跨越，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同时我在加拿大读博士研究生的那个商学院是加拿大最好的，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凑到一块，他们选择了我。另外我也为我的公司在香港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维多利亚海港项目。他们想找一个在跨国公司做过，但又熟悉两边文化和关系很好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