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学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是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即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社会技能，强调教师和学生个人间的交流，在形式上是以寄宿本科生学院为大学的主体。另一个是德国的研究传统，注重知识的创造，研究院在大学中占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大学集这两个传统之大成，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即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也有着市场竞争的企业精神。

　　上个世纪，英国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访问威斯康星大学时曾经惊叹美国大学的务实精神：“当农民种的的大头菜出了问题时，大学教授竟被派去对种植的失败进行科学调查！”这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很难想象的。

　　美国是个主权在民的社会，小民百姓手里掌握着政治资源。高等教育虽然开始时服务于精英，但很快就面临着为普通人提供机会的压力。实际上，1862年的Morrill颁地案，就把实用学科抬到了和传统的人文学科平行的地位，意在激发老百姓的创造力，回应现实的需要。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Henry Steele Commager评论说，对一般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教育就是他的宗教。不过这种宗教必须实用，而且能够带来“红利”。

　　这种对“教育红利”的追求，成了美国大学的一个主流文化。美国的大学，是把学术与企业联系起来的先锋，我称之为“大学下海”。如今美国大学从自己的专利和许可权中每年挣得10亿美元。有170所大学有开发性机构。另外，一些名牌大学的捐助基金也大得吓人。哈佛的捐助基金为221多亿美元，雄居第一。第二位的耶鲁，也有127亿多美元。这些资产，要投入股市增值。经营得好坏，一年就可以有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之差，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实力。所以，这些学校用来经营捐助基金的首脑，都是能够驰骋华尔街的财神，年薪至少百万以上，远远高过校长。

　　务实的传统，盈利的欲望，激烈的市场竞争，自然也渐渐转化了大学校长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学校长，如哈佛校长Charles Eliot，不仅是当时的教育领袖，而且是文化领袖、社会领袖，经常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言。现在的大学校长，即使在教育问题上，也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场。更多的校长，大部份时间在为学校募捐。据美国高等教育权威杂志“高等教育编年”的调查，目前有53%的美国大学校长，每天都在从事募捐活动。这已经是大学校长的首务。在被问及他们如何定义自己作为校长的成功时，大部份人的回答是“平衡预算”，而不是“建立优异的教育体系。”几年前听一个耶鲁的顶尖教授解释为什么大学校长挣的是普通教授的好几倍。他说：“一个校长，必须在学术上出类拔萃，又能跨出本学科，领导一群特立独行的学者。有这个本事的人本来就少，而且这些人一旦担任这样的行政职务，一天到晚就要在那里为学校弄钱，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牺牲太大了。所以，非高薪不能吸引这样一流的人才当校长。”

　　但这样的解释其实并不全面。道理很明显，既然大学校长的主要职务是搞钱，那么为什么不雇一个专门理财的人来当校长呢？校长的职责和就任资格是跟着时代变的。南北战争前，大学还没有完全从教会独立，当校长的大部份是神职人员。后来随着大学的独立，希腊、拉丁的古典学者和英文教授开始进入校长这一角色。等研究性大学建立后，许多科学家也开始当校长。如今，市场大潮排山倒海，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从学术圈外招募校长。比如维吉尼亚的Randolph-Macon学院，是个小有名气的文理学院。其新任的校长Robert Lindgren仅在佛罗里达大学拿了个法律学位，在牛津拿了个管理硕士，没有博士学位，根本不具备在大学教书的资格，也没有教书的经验。但他是个职业募捐人，曾为他的前两个雇主募集了30亿美元。在接受这个校长职务之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首席募捐人。

　　类似的例子也越来越多。1986年，有25%的美国大学校长从来没有在大学拿过教职；200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0%。1998年，只有9%的大学校长来自学术圈外；到200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5%。在美国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正规的四年制大学当教授。但如今有的大学校长竟也没有博士学位。

　　从教授的角度上看，他们对这些没有学术经验的外来客当然充满怀疑。但是，没有教授愿意在一个缺乏资金、管理不善的大学供职。只要他们的学术自由不受侵害，他们宁愿让一个职业募捐专家为自己筹足经费，以便安心作学问。相对而言，欧洲是更加教授治校。美国大学则有校长独立的权力。校长除了不能解雇教授外，很象个CEO，能够像经营企业一样地经营大学。这也难怪，大学校长的年薪越来越向华尔街的水平靠拢。今年有的校长的年薪已经过了百万美元大关。而欧洲大学的教授，有机会就往美国的大学跑。看来务实的美国大学，确实有其制度优势